“我坚信，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在一部名为《播种未来》的微电影中，影片主人公、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如是说。

　　从教30余年，援藏16年，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帮助西藏大学建成一支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植物学研究团队……钟扬攀过了一座座科学研究的高峰。

　　可惜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魂牵梦绕的青藏高原。9月25日上午，钟扬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终年53岁。

　　连日来，复旦大学、西藏大学师生，以及万千网友以各种方式表达对钟扬教授的缅怀。一位哀悼者写道：“钟扬老师走了，如同种子回归大地，但他的精神和意志，将像那些种子般在世上绽放新生。”

　　钟扬1979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毕业后留学日本获生物系统科学博士，后任职中科院武汉植物所。2000年，钟扬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植物学和生物信息学博士生导师，2009年被教育部批准为长江计划特聘教授，现为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

　　青藏高原有超过2000多种特有植物，但全世界最大的种质源库中，还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西藏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2001年，钟扬只身前往青藏高原，寻访植物标本，探寻生物进化的轨迹，从此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

　　怀着盘清青藏高原生物“家底”的急切心情，十几年间，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到处都留下了钟扬忙碌的身影。在艰险的考察路上，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大雨、冰雹天就躲在山窝子里……

　　援藏期间，钟扬将全世界仅存的、在西藏的3万多棵巨柏全部登记在册，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他一年中至少行程3万公里，先后为国家种质库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对我国西南植物种质资源库建设和西藏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为长期高强度工作，钟扬2015年突发脑溢血，在被救治苏醒后的ICU病床上，他口述写下一封信：“这10多年来，既有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的艰辛，也有人才育成、一举实现零的突破的欢欣；既有组织上给予的责任和荣誉为伴，也有窦性心律过缓和高血压等疾病相随。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曾有人质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那么多地方奔波采集种子？钟扬说：“种子可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能发挥作用、造福人类。一天到晚采集种子，眼前的确没有经济效益。但国家需要、人类需要这些种子，做基础性研究的人，心里想的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钟扬不仅是一位植物学家，还在西藏洒下了教育的种子。援藏期间，他累计培养了6名博士、8名硕士。其中，他所指导的藏族首位植物学博士现已担任西藏大学教授，成为西藏急需的民族科技骨干。在钟扬帮助下，藏大建立了植物学研究“地方队”，并在进化生物学领域形成了与日本、欧美三足鼎立的格局。

　　“援藏不仅是奉献，更要与当地师生一起，探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钟扬先后帮助藏大申请到首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个生态学博士点等。今年，藏大生态学专业纳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史的空白。

　　１６年间，不知多少次进出青藏高原，在海拔数千米的高山上连续奔波探查，长期的高原生活和过高的工作强度，使个子高大的钟扬心脏肥大、血管脆弱，每分钟心跳次数只有44下。他曾说，“我有一种紧迫感，我再给自己10年时间。”如今，一场车祸残忍地夺走了他所有的时间。

　　钟扬逝世后，他的学生、同事、朋友纷纷表达缅怀之情，回忆与他相识交往、受他指点感染的点点滴滴。

　　“10月的羊湖秋水湛蓝，在湖畔找种子的那个人却再也回不去了……”复旦大学研究生彭博说。

　　“一位不知疲倦、心系国家的植物学家就这样匆匆地走了！他踏遍山野丛林湿地雪域采集的种子将长出广袤无际的新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石磊说。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这是钟扬在《播种未来》中的一段独白。

　　钟扬，把一生献给了科学和教育事业，把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无数学生心中。他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生命热度，将继续在祖国大地燃烧、闪耀。